上周末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并就明年重点工作展开部署。会议强调，宽松宏观政策要稳步退出、不急转弯；坚持扩大内需，从“供给侧改革”过渡到“需求侧管理”；强调风险化解，对地方政府债务、高杠杆、银行不良以及逃废债风险加以防范；坚持房住不炒；强化反垄断和金融创新监管等。
同时，明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对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义非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等八大重点任务，不仅是短期要求，更是贯穿十四五整个阶段的重要安排。
结合此前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来看，笔者认为，实现科技引领的超越、人民币可兑换、农村土地市场化，可能成为“十四五”新发展阶段的三大突破。
科技引领战略的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科技创新地位，提出“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并提出一系列强化科技创新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预计“十四五”期间，对科技研发投入的考核和支持要求将显著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新能源、医药医疗等领域将成为主攻方向。
近年来，中国高技术行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中国高质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例如，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占GDP比重36.2%，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9个百分点。疫情之下，科技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尽管近年来中国在技术领域发展迅速，但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与美国相比，中国在部分“高尖端”技术方面仍然滞后，如美国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基本形成技术垄断地位。同时，在专利转化率、高科技企业附加值、科技人力资源密度等指标来看，中国亦与美国有较大差距。
但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反而在实现弯道超车，尤其是在5G建设和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近年来，国家层面上各项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等一样，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新基建投资加快，根据工信部研究，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IT投资规模达3698.1亿，预计2020年这一规模将增长12.7%，到2025年，预计投资规模将几乎翻倍。
此外，当前全球15家最大的数字公司全部都来自美国和中国，没有欧洲和日本的。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9.6%，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和数字科技用户、最丰富的行业形态和供应链。根据IDC预测，中国的“数据圈”从2018年至2025年将以30%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领先全球，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8.6ZB，而美国预计只达到30.6ZB。
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华技术打压加码，十四五阶段，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数字科技、数据等数字化、高科技红利正在替代人口红利、市场红利，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力，对于实现高质量增长十分关键。
人民币可兑换的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十四五规划强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虽然文件提到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笔者认为，十四五期间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基础的国际化将迎来最好的时机。今年以来，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力持续增强，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规模持续扩大，今年三季度，在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继续扩大，结算使用规模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在数字货币实践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数字货币从技术上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提供了可行性。
央行行长易纲在今年10月外滩峰会演讲时提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金融业开放，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12月1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调降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意味着资金流出的管制有所放松，人民币国际化或将进入快车道。
展望未来，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打造形成双向流动、更加均衡的跨境资本流动格局或是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的重点。正如笔者在此前专栏文章《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再逢良机》提到的，当前中国资本管制的非对称特征，即整体更鼓励流入，但对流出限制较多，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上涨的压力。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建议一方面扩大金融开放，一方面放松管制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加速资本双向流动，这样既有助于维持汇率稳定，亦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创造良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突破
当前中国土地所有制仍处于“二元”分离状态，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重重，且补偿过低，土地用途转换时，农民享有增值收益有限，而这也制约了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十四五规划中提及“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
在笔者看来，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支持内需增长的重要一环。过去十余年，得益于城镇化过程和惠农政策的实施，我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有不同程度缩小，但整体来看，差距仍然不低。2020年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居民收入差距亦有所扩大，并成为制约消费整体回暖的重要因素。根据疫情后不同收入群体的线上消费特征来看，低收入群体疫情后消费购买力下降持续时间较长，近期虽有所恢复，但仍弱于疫情之前，相比之下，高收入群体受冲击要小一些。
因此，十四五期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仍十分重要，而其中优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帮助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对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关重要的。
